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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特点集中反映到思想文化上,是又出现了一个所谓“王纲解纽”的

简介: 、经济的特点集中反映到思想文化上,是又出现了一个所谓“王纲解纽”的时期。

有两种版本:最早的名《新刻金瓶梅词话》,有万历四十五年(1617)东吴弄珠客的序。

另一版本是崇祯的刻本,名为《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内容与上本相同,但回目对仗改得工整了,词句修饰了,方言土语改掉了,回前韵文有许多不同,首回以“西门庆热结十兄弟”开头,借用的武松打虎故事连同末后结插的《水浒》人物情节全都删去了。

《金瓶梅》的作者,在明代当时就没有人知道是谁,因此有种种臆测和不可信的传说。

《词话》本开卷有一篇署名“欣欣子”的序,开头说:“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

这里说明了作者是兰陵人;兰陵是山东峄县境的古称,看书中采用山东口语,所写生活也富有地方色彩,这位作者是山东人无疑。

欣欣子序今存署名“笑笑生”的作品还有一首《鱼游春水》词,见《花营锦阵》。

)、戏曲作家李开先(1501——1568)等,设想像冯惟敏这样的文人是《金瓶梅》的作者是有可能的。

《金瓶梅》的出现,在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上是一桩应该重视的大事:因为,它是第一部文人作者创作的长篇小说,它是第一部取用家庭社会日常生活,描写平凡的市井人物,以揭露黑暗的现实社会和的作品。

我们知道,民族文化都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小说这一晚成的文学也是如此。

宋元以来的白话小说,原是民间流行的群众口头创作,后经文人加工,才成为书面文学读物。

所谓承认和接受,就作品思想内容说,自不免给予了歪曲和改纂,这在封建文人整理加工以前,即口头创作阶段就开始了;但就其表现方面说,则是欣赏其艺术表现,摹仿其形式技巧。

第一部文人创作的《金瓶梅》的出现,正标志着我国古代小说创作进入这一发展的新阶段。

从此,文人创作就代替宋元以来以群众创作为基础的作品,而蔚成小说创作的主流了。

至于短篇“拟话本”,始见于冯梦龙的《古今小说》即《三言》,《三言》中“拟话本”的创作始于何时,已难确说。

若三书的编刊,都在明天启年间,比《金瓶梅》的出现要迟许多年。

冯梦龙与《金瓶梅》的作者差不多同时,但冯年纪要小得多。

我们又知道,宋元以来以群众创作为基础的长篇作品,其取材都是历史故事及神话传说,讲的主要都是非常的、非凡的人物。

人们喜爱说古谈怪,把眼前平凡的人和事倒忽视了。

《金瓶梅》的作者摆脱这一传统,另辟蹊径,取材于眼前的日常生活和身边的平凡人物,以为这也有重要的意义,说是“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

(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这使我国古代小说在英雄传奇和神怪小说而外,又有了鲁迅所称的“世情小说”。

这一取材的转变,即由古远转到眼前、由想像落到实地,从一方面说,范围小了,眼界窄了,它直接表现的重大意义和惊心动魄的斗争,显然不如原来群众创作那么引人注目了;但从另一方面看,它却发现了现实,抓住了现实。

这表明人们思想认识的一大进展,标志着我国古代小说现实主义方法进入了一个成熟的新阶段。

由于开辟了这一条大路,才有可能产生以后的比如《红楼梦》这样的伟著,而且使我国古代小说所取得的造诣几乎可以和二百来年后的欧洲现实主义巨著相提并论。

至如短篇,宋元话本里早有现实生活题材的作品;不过多是构撰为悲欢离合、曲折离奇的故事,和《金瓶梅》一味白描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活动还是有区别的。

但这类话本为《金瓶梅》开了路,给予了影响,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金瓶梅》以这样的开创精神出现,决不是出于偶然,也不是作者个人的才能可以说明问题的。

那是由于明中叶后时代社会的发展各方面都已了有关的必要条件,它的出现,只是水到渠成,出于历史的必然。

绣像本与词话本关于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各方面变化的背景和此一时期小说发展总的情况,前面已有论述。

山东地当南北水陆交通的要冲,商业的发达,人事交往的频繁,大小城市中尤其显而易见。

方面,自正德、嘉靖朝益趋腐朽,社会日渐败坏,人民群众在官、绅、霸、侩的奴役、掠夺、剥削下,过着水深火热、暗无天日的生活。

、经济的特点集中反映到思想文化上,是又出现了一个所谓“王纲解纽”的时期。

李贽(1527——1602)是当时的一位主将,以可惊的胆识批判传统文化,抨击封建阶级知识分子。

在文学工作上,则努力提倡新兴的小说。

他的评点长篇小说的工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开创性的。

针对当时黑暗的封建和社会痼疾,他认为好的作品应该面对现实,抒发自己的愤懑和不平;他评点作品,着重阐释人物形象的思想意义,并且启发读者联系现实生活、重视现实生活。

他的充满勇气与热力的倡导,使许多封建阶级知识分子转变思想,从阵营游离出来,跟他宣传反传统、反复古的文学观,重视通俗文学的搜集、整理、编纂和刊印,并且动手从事摹拟、创作的工作。

这里面“派”的袁氏三兄弟、“竟陵派”的钟惺、通俗文学家冯梦龙等是代表人物,也包括各地区日逐发达起来的书业和出版业中的许多人,他们也多是一些中下层的知识分子。

于是在文化出版界,小说、戏曲、词曲、民歌及其有关的书的刊行风起云涌,形成了高潮。

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与环境条件下,《金瓶梅》的出现就是理所当然,无足为奇了。

当然,作者个人的条件和主观的努力也是应该重视的。

他在自己的严重局限下能在某些方面得风气之先,关心当时的与社会,十分熟悉所接触的现实与人事,衷心爱好新兴的通俗文学,写作上也多才多艺,更为重要的是,不为利、不为名,勇于克服多方面的困难,使自己的开创性的工作能够完成得很出色。

从众多等色的平凡市井人物日常生活活动的深入细致的描写刻画中,提出了我国封建社会发展中面临转变的历史时期具有重大意义的症结问题,亦即有关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所以停滞不进或发展迟缓的主要问题。

从这个意义说,它是比《红楼梦》早一个半世纪明中叶后当时的一部历史小说,绝不能仅把它看做一部“淫书”或“秽书”。

此书借用了《水浒》的故事和人物,作为线索,从“武松打虎”引出潘金莲和西门庆。

《水浒》说,潘金莲和西门庆很快就被武松为兄杀掉打死;《金瓶梅》说,在酒楼被打死的是另一人,西门庆逃脱了,并且买嘱官府,把武松充发远去,潘金莲仍被他奸娶为妾。

从这里岔了开来,即以西门庆为中心,展开了全书的描写。

所以借用旧故事,可能因为当时盛行的《水浒》给了他较深较大的借鉴影响;但更为重要的是,北宋末世,内则义军蜂起,外则强敌压境,终至崩溃灭亡;明中叶后局势大致相近,以彼喻此,借资警鉴,确具苦心,也很巧妙。

鲁迅也说:“沈德符谓《金瓶梅》亦斥时事,蔡京父子指分宜(严嵩父子),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勔则指陆炳,其它亦各有所属。

”(《中国小说史略》)书中用宋事只是幌子,一到具体描写,什么“惜薪司”、“兵马司”、“锦衣卫”等等明显地都是明朝的官衔名目;尤其所写官场弊病、社会时尚、市井习俗、人物言语风貌,无不散发着浓厚的明中叶后现实生活的气息。

书中着重描写了众多妇女们的形象,她们也许是其中比较突出一些的三个典型。

《词话》本东吴弄珠客的序说:“诸妇多矣”,独以三人命名,“盖金莲以奸死,瓶儿以孽死,春梅以淫死,较诸妇为更惨耳”。

意思还是出于什么“女人祸水”,引为“鉴戒”的封建观念。

三人之中,李瓶儿先死;西门庆死后,写了潘金莲的下场,还着重写了有关春梅的经历,进一步展示了社会动荡、阶级升降和政局剧变的形势。

总之,她们三人是书中的重要人物,却不是主要人物。

书里就《水浒》作了添改,介绍他的身分出身说:“原是清河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就县门前开着个生药铺。

”看他凭这样的身分条件接着干些什么,又怎样“发迹”起来:为奸占潘金莲,他买嘱王婆下砒霜谋杀了武大;买嘱仵作团头何九验尸,“一床锦被遮盖”;又买嘱县衙不准武松的告状并把武松刺配孟州。

他原有一妻三妾,除潘金莲外,又为谋财骗娶了富商的寡妇孟玉楼。

邻居花子虚是他的“十兄弟”之一,其妻李瓶儿原是梁中书之妾,花子虚的叔叔“御前班”升“广南镇守”花太监买她来配给了侄儿,花太监死后,巨额财富落在她的手里。

在侵吞了花家财物以至相邻的住宅,正准备谋娶李瓶儿的时候,不料京都发生了大狱,牵连到他,谋娶的事不得不搁了下来。

李瓶儿一时失望,招赘了民医蒋竹山为夫,用残余的资财,开设药店,靠行医卖药度日。

看他娶妾、谋财是怎样利用官府势力,使的什么鬼域心计和恶毒手段!

此时这个土豪和市侩“资格”已经高升:从“西门大郎”称为“西门大官人”;能和地方官府平起平坐,给周守备贺生日,骑一匹高头大马,四个小厮跟随,同席的有夏提刑、张团练、荆千户和贺千户。

牵连西门庆的京都大狱,是因北虏犯边,失误军机,权奸兵部尚书王辅和提督杨戬被科道官参劾,杨戬“门下”的党羽都要“拿送南牢问罪”,并被“三法司”判处“发边充军”。

杨戬的手下陈洪,其子陈经济是西门庆的女婿,因此拿问的杨党名单上也有西门庆。

西门庆慌得立刻差派家人来保、来旺携带巨额金银礼物上东京打点,结果拉上了蔡太师府的关系,经由“右丞”李邦彦的手,将案卷中“西门庆”名字改作“贾庆”,一块石头方才落地。

但是陈家送来的箱笼细软都被他收藏了(后来女婿再三指索,岳父母只是不认),女婿陈经济也从此留下替他做买卖,管文书杂务。

西门庆以一个“白身”人,能在地方享有权势,正因为“上头”有亲家陈洪连及杨戬作。

现在杨戬倒了,他眼明手快,随即巴上了更过硬的蔡太师。

蔡太师府的管家翟谦,过去因陈洪的关系曾打过交道,这是条现成的路子。

戴敦邦绘 · 蔡京原来太师府正是通过这些家奴跟各地坏蛋结缘,把爪牙分布四方的。

于是一拍即合,西门庆的身价骤增。

西门庆“慨然”答允,派来保重重的送了财礼去,太师马上下书到沧州,释放了那些商人。

接着,太师寿日,他送了“生辰担”,多是苏州定办的锦绣珍品和工匠现打的大件头金银器。

太师喜欢,赏他一个官:金吾卫副千户实授山东提刑所理刑,顶补贺千户的缺。

从此西门庆以“一介乡民”而“平地登云”,有了正式官职,自然显赫起来。

临府邻县和码头税关的官员也来通声气;本地的许多太监,管皇木、管皇庄、管砖厂的薛内相、刘内相等不断地筵宴往来。

同时,在祖坟隔壁和近郊买了几处庄子,在本街添买几所房屋,家中添进了好多丫头、小厮和奴仆,李知县还送给他一个能写会唱的苏州少年。

分批派伙计到南边坐庄办货,一笔就几千上万的资金;大笔放高利债;又在本地开解当铺、绸铺、缎铺、绒绵铺;只绒绵铺一天也卖几十两银子。

做官和做买卖是他们这样人的两手,绝不会偏废的。

比如蔡太师的管家翟谦给他出题目:十五六岁好女子“替我寻一个送来”;又介绍“老爷之假子”新科蔡状元因回南道经清河,请招待、给盘缠。

新巡按姓宋,是蔡太师之子礼部尚书蔡攸的妇兄,西门庆反多了一重。

西门庆随即托蔡状元请宋巡按到他家赴宴,拉上关系;还关照蔡状元早发他的家人来保掣取“淮盐三万引”的事,蔡说:“这个什么打紧!

”对来保说:“我到扬州,你等迳来察院见我,我比别的商人早掣取你盐一个月。

就是这样,他们由上至下,由地方到朝廷盘根错节,相互勾联,成为最凶残无耻的封建势力,压在良民百姓头上敲骨吸髓,无所不用其极。

正在这富贵逼人,炙手可热的时候,西门庆却纵欲而死。

跟着,不只西门庆一家仆妾星散,家财销亡,而且整个时世动乱震荡,内忧外患纷至沓来,终于造成总崩溃的局面。

”作者这番议论,虽然也是老生常谈,不见得高明,却借北宋亡国的史事,预示了明末天下大乱、土崩瓦解的覆灭之势。

《金瓶梅》连环画怎样认识作者给我们塑造的西门庆这一个典型人物,是理解此书主题思想的要害问题。

围绕着这中心,写的人与事非常繁多,各方面关系错综复杂,其起落兴败的发迹过程,都和所展示的社会环境紧密联系着。

以上只是极其粗略的概述,已觉颇不简单。

有必要再引一段第六十九回媒婆文嫂对王招宣府女主人林太太所作的介绍:“县门前西门大老爹,如今见在提刑院做掌刑千户。

赤的是金,白的是银,圆的是珠,光的是宝。

”文嫂虽是媒婆嘴,这里说的却都是事实。

这样一种“三位一体”的阶级代表人物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高度发展、资本主义因素在许多地区开始萌芽,封建阶级和封建制度濒于腐朽没落,因而力图垂死挣扎时期的特种产物。

重要的是,这种人绝不是单个地存在:一方面,全国各省、各府、各州县、各城镇无处不有,他不过是其中之一典型;另一方面,他直接通向朝廷,勾联各级,最高的擅权执政者什么太师、太尉,以至巡抚、巡按、府尹、县官都同他结为一体,他不过是整个封建势力的一个细胞,或安置在基层的一个爪牙。

总之,市侩势力融入封建,或封建市侩化;这是当时经济条件下产生的一种征象,为以往所未曾见过的。

看明代的历史,从嘉靖(1522——1566)年间宦官刘瑾和宦官、狼狈为奸的严嵩、严世蕃父子,才显著出现这种擅权执政的人物;他们都是皇帝最信用的人物,因为皇帝自己也是这种人物。

这说明此时若还一味死死叮住孔孟之道不放,实不足适应现实变化的要求,亦难于维持其苟延残喘的了。

这里所谓的市侩,是指利用可能有的特权以及一切不法手段谋取眼前实利暴利的人,这也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发展扩大、商业城市大规模兴起中出现的;原来“一介乡民”的西门庆正是这样的人物。

西门庆原来只有一个生药铺,凭他从小观摹历练出来的邪恶本领:头脑机灵,手辣心狠,巧取豪夺,大发横财;也是凭着相同的鬼蜮伎俩,由结交官府,枉法贪赃,一步步钻进最高执政者的“门下”,成为机构里行使重要权力的基层理刑官,作威作福,直接鱼肉人民。

”他深知抓权力的重要,在这方面他奴颜婢膝,放开手大把花钱。

《弇州史料后集》我们知道全国有无数大大小小的西门庆,因此像蔡太师父子这样的家伙就成为皇家之外最大的财富所有者。

明人王世贞(1526——1590)《弇州史料后集》(卷三十六)说:严嵩的儿子严世蕃“积赀满百万,辄置酒一高会。

”这里先说了十七家,后又说了五家,除七家看来是商人,其他十五家都是王室、贵族、太监、大官和土司,而严家父子,在皇家之下,则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大富家。

财富集中在这种腐朽的封建势力手里,绝对不会成为有利于发展经济裨益民生的生产性资本;恰恰相反,它只会助长他们所掌握的封建特权,更加疯狂地干坏事,破坏工农业生产,打击正当的商业经营。

就拿西门庆放高利债说,许多商人如李智、黄四等经常由他的盟兄弟帮闲篾片应伯爵、谢希大之流介绍了来,一笔借款五百或一二千两,月息高至五分,限期归还;另外要给中人抽几十两佣金,还要不时馈送酒肉宴席,召唤妓女优伶来侍候答应,以酬谢他的“恩德”。

当时新兴的许多工厂和作坊,如纺织之类,不但机数受严格限制,每机要课重税,而且机户的资金也往往是从高利债借贷而来;在这样的凶恶的封建特权压榨之下,所以有“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如命”(《明实录:神宗实录》)的话。

如前面叙及的关于贩盐的事,这是官府控制的买卖;先是扬州盐商十二人,不知借个什么罪名忽然被沧州官府扣押入监,转辗托人行贿说情才得释放。

而西门庆凭他的特权,一下得到“淮盐三万引”,向宋巡按一说,就可以早掣取一个月。

他开店做买卖,也都是凭他的权势和富厚的资金,乘人之危,贱进贵出,搞的是囤积居奇,投机倒把攫取暴利的勾当。

当时朝廷开支浩繁,入不敷出,为了榨取人民膏血,先搞什么“皇店”、“皇庄”,后又搞“采办”、“制造”,实行矿税和榷税。

这是最惨重的劫掠,对工农商业都是致命的摧残。

这样的恶毒主意也只有手辣心狠,只顾眼前实利的市侩执政者才想得出办得到。

因此所谓的“税珰”遍全国,以至木税、船税、盐、茶、鱼、苇及门摊商税、油布杂税,“无不领于中官”。

《明 神宗实录》内封其中福建的高寀、武昌的陈奉、云南的杨荣、山东的陈增、临清的马堂等等,都以公然抢劫商号、凌逼民家,引起市民大。

这就是所谓“大当小监,纵横绎骚,吸髓饮血,天下被害”的情况。

《金瓶梅》所写经常同西门庆流连肉酒和妓女、亲密交往的管皇木的薛内相、管砖厂的刘内相,正是这种“税珰”或“中官”。

西门庆死后,他的宠婢春梅所嫁的周守备府的家奴张胜,就为其妻舅“坐地虎”刘二撑腰,在临清码头带着一帮地痞横行霸道,捣毁大酒楼,毒打布商何官人;这是当时司空见惯的事。

如此看来,西门庆买嘱人讹赖并痛打医生蒋竹山,捣毁他的生药铺,还把他抓去坐监牢,弄得完全破产,就更不足怪了。

在这种腐朽凶残的封建势力统,一般工商业者朝不保夕,生命财产毫无保障,确是明中叶后的真实写照(只在万历初期,张居正执政,有过一些促进农工业生产的措施,但为时很短)。

当时封建者手里日益增长的财富,最显眼的还是消耗在他们奢侈和糜烂的生活享用上面。

嘉靖年间松江人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三十四)告诉我们,说正德(1506—1522)以前,许多士大夫家里“只如寒士”,许多“门阀甚高”的官僚,“家居犹不异秀才时。

”某家请一客,“肴品计百馀样”,又某家请客“用银水火炉、金滴嗉。

西门庆以一山东小县的市井暴发户,其奢靡与铺张“吸髓饮血”的情况大致差不多;这也是随着他财与势的上升而日渐其加甚的。

生日节日不说,日常人来客往,门庭若市,即家常吃饭,也是整罎的名酒,满桌名贵的菜,样样点出名目,一点一大篇;从早到睡,吃喝没了时。

许多食品是远地的出产,甚至是进口货。

此外还有妓女歌童、三姑六婆、帮闲篾片、内亲外眷,以至和尚道士、“神仙”术士,都在这个府里转,他们敬酒唱曲、宣卷念经、你瞒我骗、说谎调白,和各种神道迷信活动;他们所求的无非沾点官势,啃点“元宝边”。

看来,围绕着“西门大官人”,这个市井社会里难有一个劳动者,他们都是游民和寄生虫。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以这个市侩为中心的社会人与人之间表现出来的精神内心之下劣或卑鄙。

例如西门庆加官生子后,把孩子取名为“官哥儿”,以示庆幸;接着由女眷建议和县中乔大户家订了亲。

西门庆却对其妻吴月娘说:“既做亲也罢了,只是有些不搬陪些。

我嫌他没娘母子,也是房里(妾媵)生的,所以没曾应承他。

(第四十一回)”几天后乔家来会亲,月娘假意说:“寒家与亲家那边结亲实是有玷。

他父母都没了,止有老身。

老头儿在时,曾做世袭的指挥使,不幸五岁故了。

(第四十三回)”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告我们,剥削阶级婚姻都是行为。

看这两家谈亲,各有自己的算盘和细账,彼此以富贵相骄傲,针锋相对、锱铢较量,就同他们做投机倒把买卖一个样。

又如蔡太师的假子蔡状元任为两淮巡盐御史,路过山东,西门庆大事铺张,盛设家晏,招来“海盐戏子”还有许多歌儿伶童递酒唱歌,竭诚款待。

西门庆借蔡御史拉上握着本地区大权的新贵宋巡按的关系,又托了他早发“三万盐引”的买卖。

接着写道:“当下掌灯时分,蔡御史便说:“深扰一日,酒告止了罢。

左右便欲掌灯,西门庆道:“且休掌烛。

只见两个唱的,盛妆打扮,立于阶下,向前花枝拈飐磕头。

便说道:“四泉(西门庆的号),你如何这等爱厚!

(第四十九回)”鲁迅颇欣赏这里的描写,在《论讽刺》(《且介亭杂文二集》)一文它同《外史》中的讽刺之笔并提。

这确也是“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诚微词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矣。

《且介亭杂文二集》在诸多“盟兄弟”中,西门庆和应伯爵最为“莫逆之交”,简直影不离身。

作品用大量笔墨写了这个帮闲蔑片,即鲁迅《二丑艺术》(见《准风月谈》)中所谓的“二丑”。

这在回目中也略见一斑,如《应伯爵庆喜追欢》、《应伯爵替花勾使》等等。

他跟着西门庆“说事过财”,“打诨趋时”。

他对西门庆一口一声叫“哥”,西门庆称他“你这狗材”,妓女们叫他“应花子”。

有时装傻卖乖,有时感恩戴德,有时说下流笑话,开恶俗玩笑;西门庆看见他就“笑得眼睛没缝儿”,乐于让他饱吃好酒好肉,拿回扣,得赏赐。

但西门庆这里一死,他就钻到新发户张二官家去“效忠”,算计如何取得西门庆家的美妾和财物。

西门庆同他宠爱的众多姬妾和使婢以及数不清的与之发生关系的仆妇与姘妇的关系,也都是“现金实物交易”的关系,事先事后随即给予钱物,或女方乘机索要银两、衣妆和首饰。

看当时他们这个社会里支配一切的就是赤裸裸的钱和势,什么传统的德行和信条都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

《金瓶梅》所描写的市侩执政者所的社会确实颇为相似,这里人与人之间也是只有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只有冷冰冰的实利或势利关系,“一切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

”但实质上是大不相同的,因为这里封建势力所集中在手里的社会财富都是利用极端的封建特权从农、工、手工业和商业掠夺、榨取而来,又从而助长其腐朽的权力给予生产业和商业以严重打击和限制,使之无由成长和发展。

这和欧洲处于同一社会发展阶段从生产劳动者直接剥削和大鱼吃小鱼并吞而来,转而投入扩大生产的资产阶级手里所集中的财富或资金是完全两样的。

这是消费的财富,但不是生产的资金,反倒是压制生产、摧残工商业,严重阻碍资本主义因素成长发展的枷锁。

它必然加快封建社会的,加甚封建阶级的腐化与堕落,促使封建日益走向崩溃;同时,也必然陷广大农村及城市被压迫人民于水深火热的绝境,无法存活,唯有不断地奋起反抗,以暴力对抗暴力,蔚成伟大的革命运动。

这才是解决问题,推动社会前进的唯一道路。

于此,回头来看《金瓶梅》的具体描写,这个腐朽的封建势力统的社会里,绝大多数人显然是境遇极为悲惨的被压迫者。

由于特权者对土地的掠夺,赋税的惨重以及自然经济的日益破坏,大量农村人口被迫流入城市;商品经济的畸形繁荣,造成城市人口的病态膨胀。

据历史记载,全国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有四十多个。

西门庆以一小县的暴发户,被奴役的男女里里外外几近百个。

看来西门庆家的情况实微不足道,是极其普通的。

书中告诉我们,这些身居城市的被压迫者,绝非摆脱了封建束缚的所谓“自由劳动力”,而是处于被奴役地位的,和没有自主之权的商品或礼品。

来旺、来保、来昭、来兴、来安、岱安、平安、棋童、琴童、书童等等,有陪嫁来的,有投靠来的,有几两银子买来的,有作为礼品赠送来的。

他们没有自己的意志,成天被使唤得马不停蹄,替主人干着种种罪恶、腌臜的活动,仰承着主子的喜怒,一有触犯,就可以被打得皮开肉绽,被陷害、被价卖、被处死。

可悲的是,看他们的精神状态和所作所为,几乎完全忘本了。

他们为环境所腐蚀,为势利所,为小恩小惠所收囊,多半麻痹了、堕落了、蜕化变质,以至仗着主势成为封建势力的爪牙了。

她们在荒淫无耻、糜烂透顶的生活牢狱里,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牺牲者。

她们原多是劳动人民的女儿:来旺儿媳妇宋蕙莲是木工棺材匠的女儿,伙计韩道国老婆王六儿是屠夫的女儿,潘金莲是裁缝的女儿,奶子如意儿原是个军兵的妻子,丈夫出征,六两银子卖给了西门家。

其余大批的丫头,包括后来作了贵夫人的春梅在内,不用说,都是三两五两银子买来的。

城乡赤贫的人民太多了,他们的儿女比牲畜还贱。

别看她们平日伶牙俐齿,争强好胜,各有自己的个性和想头;更可诧异的是,什么三从四德,贞操节烈,以及《女儿经》上一套传统教训,她们脑里半点影子也没有,好似从来未受过礼教束缚,早已具有“自由”“解放”的思想一样。

但是实际上,论她们的待遇各有很大的差异,但都身居受尽屈辱、横遭摧残与蹂躏的地位。

甚至最富有因而也最受尊重的李瓶儿,西门庆一怒之下,就可以叫她脱得一丝不挂,跪在地上挨一顿马鞭子;甚至最受骄宠因而气焰也最高的潘金莲和庞春梅,西门庆一死,吴月娘就交贩卖人口的媒婆领了去,只许穿随身衣服,什么东西都不许带,等着人家讨价还价拿银子去购买。

这就看出来了,原来她们只是毫无人格,毫无的和商品!

《金瓶梅》插图 · 潘金莲受辱她们尽管很聪明、会算计、有才干,可是对自己这种悲惨处境却毫无自觉,也不以为意。

可是,以一个劳动人民的女儿,她会是天生如此的吗?

试看一下作者给我们的简括交代:“这潘金莲却是南门外潘裁的女儿,排行六姐。

因他自幼生得有些颜色”,父亲死后,“做娘的因度日不过,从九岁卖在王招宣府里,习学弹唱,就会描眉画眼,傅粉施朱。

”“况他本性机变伶俐,不过十五,就会描鸾刺绣,品竹弹丝,又会一手琵琶。

日后不料白玉莲死了,止落下金莲一人,长成一十八岁,出落的脸衬桃花,眉湾新月。

“后主家婆颇知其事,与大户嚷骂了数日,将金莲甚是苦打。

大户知不容此女,却赌气倒赔房奁,要寻嫁得一个相应的人家。

这武大自从娶的金莲来家,大户甚是看顾他。

”“原来金莲自从嫁武大,见他一味老实,人物猥琐,甚是憎嫌,常与他合气,报怨大户:‘普天世界断生了男子,何故将奴嫁与这样个货。

每日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的。

’”(第一回)这就交代得很明白:看她的身世经历和所受教养,这个贫家女儿完全是封建市侩势力魔掌下惨遭侮辱、与牺牲而冤苦无告的可怜虫。

她从来不知人间有什么好心的爱护,有什么正义的扶持;他被逼给武大作妻,是出于枉屈无辜的惩罚和无耻利己的残害。

如此看来,她的许多恶行丑态,实是一种被歪曲得变了形也变了质的报复与雪恨。

等到被西门庆奸娶为妾以后,她完全陷入糜烂生活的泥淖中无由自拔,她的灵魂彻底堕落了,腐烂了。

史料记载甚多,这里还是引鲁迅的一段话:““故就文辞与意象以观《金瓶梅》,则不外描写世情,尽其情伪,又缘衰世,万事不纲,爰发苦言,每极峻急,然亦时涉隐曲,猥黩者多。

(《中国小说史略》)”由此可见,这正也是当时历史的特征现象之一,同上述腐朽的封建市侩的诸般特征都是成套的、一体的。

“上有好之,下有甚笃”。

封建阶级凭借其攫取的特权与财富,以此腐蚀了自身,加速了自身的崩溃与灭亡;同时亦以此毒化、腐化了所奴役的人民,使之蜕化变质,忘了本、烂了根,成为立不牢、站不起的软体动物。

在作者所揭露的这个社会圈子里,我们所见的是一团漆黑,看不见半丝光亮。

勉强寻求,也许如来旺儿及其妻宋蕙莲,算是表示了一点儿反抗的意思;他俩的腐化、堕落,也够瞧的了。

但一个敢于痛骂主子的混账无耻,声言要“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一个目睹身受主子的鬼蜮伎俩和狰狞嘴脸,因而愤不欲生,两人的惨局:一个充军、一个上吊,至少是不同于别人那么服服帖帖甚至心甘情愿的罢!

西门庆的罪恶活动刚开头,就碰上京都的大狱:科道言官给事中宇文虚中参劾了蔡太史及其同党兵部尚书王辅和提督杨戬。

第二次,曾御史又参上一本,这回是从蔡太史的基层下手,直接搞到西门庆头上,结果蔡太史很容易的就挡住了,西门庆反倒因此转祸为福。

但是最后,蔡太史集团终于被参彻底了:蔡太史的管家翟谦当然跟着垮了,投靠翟管家的拐了西门庆贷款的韩道国夫妇及其女儿、西门庆买赠翟管的妾媵韩爱姐一家数口狼狈逃回山东,母女都沦为娼妓,此时已经天下大乱,封建濒于崩溃了。

很显然,同腐朽的市侩执政者蔡太史集团相对立的如宇文虚中,曾御史等一派,是要求变革的,在阶级内部是代表进步的。

他们之间的斗争三起三落,屡仆屡起,最终还是顽固保守派,而革新派胜利;虽然,已经为时过晚了。

应该说,两派之间不断的激烈斗争,革新派的要求是比较符合广大城乡人民的利益的,是会受到当时挣扎于水深火热的人民群众的拥护的。

而且,这种斗争,仅限于朝廷以内,与城市平民的活动无关,和广大的农民的斗争隔绝。

比起书中提出来的明中叶后期社会发展中面临严重的症结问题所要求承担的历史任务,就显得微不足道,简直没有多少意义了。

综上阐述,可知《金瓶梅》是一部历史小说。

全书暴露的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面临变革之际具有重大意义的症结问题,亦当时社会发展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即随着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和资本主义因素开始萌芽,封建阶级——官僚、地主同市侩结为三位一体,形成极端腐朽的势力,紧紧压在城乡人民头上,贪赃枉法,为所欲为,掠夺社会财富,吸尽人民膏血,摧残农、工、手工业生产和商业经营,从而穷奢极欲,腐蚀人心,严重桎梏着社会的前进与发展。

这所暴露的问题,对我们认识当时以至此后我国的历史实际具有重要的意义。

因为它不是属于短暂时期的偶然发生的问题,而是贯串于长久历史时期的规律性问题。

应该这样设想:只要剥削阶级还没消灭,一旦让他们当权得势,则利用特权,垄断经济、鱼肉人民,阻碍社会发展,开历史倒车,总是不可免的。

万历本《金瓶梅词话》三《金瓶梅》通过典型人物的描写,抓住当时现实社会发展中的症结问题,对腐朽势力的黑暗所作的暴露为以前所未有,已如上述。

问题在于:书中的描写,在读者的眼前只见一片令人窒息的如磐夜气和森严的黑暗;虽然在被压迫层中也算有一些微不足道的反抗,从侧面也透露了一点似有若无的斗争,但总的看来,在这个现实世界里,简直看不到任何与黑暗相对峙的积极因素和有希望的力量。

看有关当时的史书记载,从广大农村到重要城市,农民起义和市民连续发生,规模之大,组织力之强,反抗之激烈与英勇,足使者丧胆。

只拿山东地区说,正德时刘六、刘七义军由河北、京畿攻入山东、河南,众至百万;万历时临清市抗税监马堂的劫掠,远近罢市,民众万余焚毁税署,打死爪牙三四十人。

甚至宫廷里也发生“宫变”,嘉靖二十年(1541)十六名宫女勒死那个荒淫残暴的皇帝(后被救活);史家说,“宫闱事秘,疑莫能明”,其实正说明群众,反抗罪恶者,已成普遍风潮。

这样斗争形势,这里或那里,被压迫者的精神面貌总会有所表现,《金瓶梅》作者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作品里没有适当的反映,是对现实的歪曲。

原来作者暴露现实黑暗,并非从变革的要求出发,或向往什么新的前景,而只是要拿西门庆作个反面典型,对封建阶级提出警告。

《词话》东吴弄珠客的序说得直截了当:“奉劝世人,勿为西门庆之后车可也。

”书中作者常常出面发议论,说的也都是这种作为“世戒”的意思;第七十八回说:“乐极生悲,否极泰来,自然之理。

”看来,作者对当时现实社会旧秩序的破坏,传统观念的淡薄,虽然视为既成事实,不以为意,但他的思想仍不出当时盛行的“三教合一”思想的范围。

他所谓“自然之理”或“天道之机”,无非是什么“世运代谢,物极必反”的天理循环论;无非是什么“祸因恶积,福缘善庆”的因果报应的世故迷信之谈。

作者认为“者迷,旁观者清”,他写作此书,“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就是要以旁观者身分为封建阶级敲起警钟。

唯其作者的根本立场观点是如此,所以书中颇着重有关封建阶级“祸福”的最切身的所谓“女色”问题。

于此写得穷形尽相,多重渲染,简直以淫秽为有趣,具见在当时上层腐朽糜烂生活风气的影响下,作者的精神、情趣的下劣与病态。

最后写西门庆纵欲亡身,不过借作“鉴戒”,劝告剥削阶级不要步他的后尘。

令人诧异的是,作者顽固地持封建传统的谬见,不厌重复地用独白和韵语,连同具体描写,把“祸源”一律归于女方,而西门庆倒好像成了受害者。

众多的妇女多被写得下流无耻,甘当玩物,以取得主子的欢悦为荣,对她们被污辱被损害的地位及内心悲苦,根本无动于衷。

就中特举出三个较重要的典型人物作为书名,正是以“女人祸水”的谬见,向世俗男子如西门庆之流说教。

这里面还写了西门庆之妻吴月娘,对她的势利眼,刻薄寡情,贪财不义等劣迹虽不加掩饰,但总的看来,作者心目中是拿她作为被肯定的“贤妻”的形象,以与诸妇作对照的;因为她三从四德,相夫育子,主持门户,品行端正,在主要方面无不合乎封建伦理标准。

或许由于商品经济发达的社会生活所形成,或者由于作者饱经世故,感情麻痹,在具体描写中经常流露一种冷漠的无动于中的客观主义的态度。

作者好像认为“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现实世界及人事的变化,都受“自然之理”的支配,其间一切都是冷酷无情的,无所谓是非与善恶。

这样一种客观定命论世界观,就导致他艺术方法上爱憎不明、美丑不分、褒贬模糊以及精芜无别、细大不捐的自然主义倾向。

例如小丫头秋菊的横遭凌虐,孙雪娥的不幸经历和悲惨遭遇等等,作者都出之以若无其事的冷漠之笔,描写中不露明确的爱憎与褒贬。

对西门庆许多恶行劣迹和鬼蜮伎俩的描写,作者有时流露惊奇欣赏,有时好像认为此人坦真无辜,有时则出以玩世的游戏之笔,很难引起读者严肃的感情。

与此相关连,是艺术概括往往不足,对日常生活活动的描写过于琐屑,几乎每顿酒饭都详点品名,讲经宣卷以至唱曲,都连篇累牍记述故事和曲词,致使全书臃肿,令人生厌。

作者所信持的所谓“自然之理”,实际归结为“天理”与“神道”以及庸俗的因果轮回的迷信思想,作者十分相信看相卜卦,“吴神仙”为诸妇相命,无不一一应验,巫婆卜龟儿卦和为潘金莲作法,也都其应如响。

西门庆死后,吴月娘生一遗腹子孝哥,据说孝哥乃西门庆投胎,这个“二世”西门庆后为高僧普静和尚收为徒弟,众多冤死的男女一个个荐拔转世,于是现实世界的严重斗争,都完事大吉。

(完)《吴组缃文选》附记:2011年4月,我在帮助整理业师沈天佑教授的文稿时,发现了吴组缃先生的这篇论文。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吴先生与沈老师合作撰写《宋元文学史稿》、《明清文学史稿》,合作方式为,吴先生将自己的宋元明清文学史讲义交给沈老师,沈老师进行整理和增补,再交吴先生审订,他们合作完成了《宋元文学史稿》,1989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篇论文用16开对折600字红色方格稿纸誊写,吴先生的笔迹,誊清后又有修改,共26页,一万五千多字,未曾发表。

稿纸下方印有“京电 65.11”字样,应为稿纸印刷单位的简称和印刷时间,如果这一判断无误的话,吴先生的这篇论文写于1965年底或1966年初,这就不难理解这篇论文定稿后没有发表的原因,因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学术刊物不能发表研究《金瓶梅》的论文。

吴先生的手稿原题《金瓶梅》,这次整理在原题前加一“论”字,另外校订了引文并补注了几处出处,改正了几处明显的手误字词。


以上是文章"

、经济的特点集中反映到思想文化上,是又出现了一个所谓“王纲解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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