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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与刀》论述之精要,恰恰在于日本人性格

简介: 《菊与刀》论述之精要,恰恰在于日本人性格,对此,作者开篇即有精彩描写:他们彬彬有礼,又蛮横傲慢;他们顽固不化,又容易适应巨大革新;他们忠诚不二,又对上级心存叛逆和怨恨;他们倾慕西方文明,向往新的生活方式,又极端保守;他

来源:制造界网来源/血钻故事(ID:xuezuangushi)作者/血钻故事编辑部 封面/图虫创意日本人的教育是:人要和自己过不去;舒适、散漫、快乐,都是人生的大敌。

一个从未踏足日本的美国人,临危受命,凭书斋中有限资料,赶鸭子上架,草就十万字小书,不曾想竟开山立派,成一家之言。

也许有人会问,菊与刀的畅销,是营销有道还是实至名归?

英国人王尔德说,一切艺术都是无用的;中国人庄子说,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菊与刀》的作者本尼迪克特是美国人,美国人研究日本,必事出有因,不是吃饱了撑的,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盖美利坚者,实用主义之民族也。

兵车未动,粮草先行,《菊与刀》写作之肇始,即是作为决策者的“精神食粮”,为军政决策理论依据。

《菊与刀》中充满个人趣味,对家庭婚姻,人情义理,乃至儿童教育都有细致入微的文学刻画。

所以当罗素《西方哲学史》卖得烂大街时,比他更重要的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却没几个人读过,因后者佶屈聱牙,晦涩难懂,无文学为之润滑也。

说《菊与刀》是学术作品,毋宁说其是文学作品。

《菊与刀》论述之精要,恰恰在于日本人性格,对此,作者开篇即有精彩描写:他们彬彬有礼,又蛮横傲慢;他们顽固不化,又容易适应巨大革新;他们忠诚不二,又对上级心存叛逆和怨恨;他们倾慕西方文明,向往新的生活方式,又极端保守;他们爱美,痴迷菊花栽培,又崇尚刀剑和武士的无上荣耀…

人物的性格,是文学永恒之主题。

其实,在新旧时代交错拉锯下,这种性格不只日本人独擅,而是普遍存在的。

但在效果上,本尼迪克特的描述,确实抓住了读者的眼球。

书中提到,本尼迪克特对“统计法”不屑一顾,她认为,在不了解其国民性格时,占有大量资料,进行严谨的抽样,并不会带来什么启示。

《菊与刀》作者:本尼迪克特相比起来,《菊与刀》的文学笔法,只具其毫末,不过是正逢时事潮流,文学社科混搭,才洛阳纸贵。

说它是多么严谨多么权威的“日本学”开山之作,只是广告文案罢了,不必太认真。

2/ 军参读物《菊与刀》创作肇始,是作为美国的军参读物。

本尼迪克特开篇不久,即着墨于此,从日本人在二战中的表现,推理其民族性格,可惜为现象所迷,未能溯之源头,写的似是而非,一鳞半爪,到最后,推理变意淫。

隋唐时输入中国文化,明治时输入欧美文化,再加上本土的神道宗法,此三者构成现代日本。

不同于清朝洋务大臣提出的“西学为体,中学为用”,日本似乎是体用不分,可以说都为体,亦都为用,“三体”有“三用”。

本尼迪克特探索战争中日本人心理,一不谈中国影响,二不谈欧美渗透,三不谈神道宗法,仅拿日本军方某时某地的宣传口号作依据,可乎?

葛饰北斋绘画作品本尼迪克特过于看重日本军方的宣传文字,像什么“让万国于国际秩序中各安其位,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等,以为从这些文过饰非的“官话”中能获得日本人行为密码的钥匙,岂不大谬?

这就好比以为用特朗普剽窃来的那句“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就能读懂美国当下政局,简直“Too simple”。

紧接着,本尼迪克特女士又从日本军方宣传中,得出美国重物质,日本重精神的结论。

她写道:就算打了胜仗,日本家和军人们也会反复强调,这次战争并不是军备的较量,而是日本人信赖精神和美国人信赖物质的较量;而打了败仗时,他们又会反复说,在这场较量中,物质力量必然失败。

日本人对中国兵家典籍奉为圭臬,二战中学以致用,精神胜过物质云云,很大程度上是宣传手段,傻白甜的本尼迪克特女士硬要往民族性上扯,以偏概全,以致于谬种流传。

退一步讲,重精神轻物质,若确为日本人气质的一部分,也只是在某个特定群体中,盖彼时之日本,实为军国,国家机器的宣传造势,是军人的妄想照进现实。

明治时期,内阁法初定,规定陆海军大臣必须从现役军官中任命,此条例原是为了防止持有自由民权论思想的人染指军队,后成为军人操纵内阁之肇始。

前面提到日本文化有“三体”“三用”,其实日本军人思想,其源亦有三,首先是武士道,食禄报恩,舍生忘死那一套;其次,神道宗法中的等级观念和迷信,弘扬皇道于四海,万物各得其所;第三,一战前后,尼采超人哲学等西方思潮的渗透。

日本军人在二战中的种种言行,公开的和私密的,都跳不出这三个范畴。

她这样写道:不管遭遇什么灾难,城市空袭,塞班岛溃败,菲律宾失守,对老百姓的解释都是一切早在预料之中。

收音机依旧在夸张的宣传,他们处在一个“一切皆在预料中”的世界。

认为一切皆在预料中,极有可能是日本人性格中的盲点。

三岛由纪夫在小说《爱的饥渴》中,描写了一个名为杉本弥吉的农人,在他看来,城里人没有先见之明,只好忍受配给品,买黑市的高价米,而他有先见之明,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

优秀的小说,是时代生活之镜,既是虚构的,又无比真实。

这就像你想了解明朝晚期的市民生活,读《金瓶梅》会比读明史来得更直观。

本尼迪克特在灵光一现后,又回归信马由缰状态,转而论述日本民众是如何崇拜天皇,按她的说法,只要天皇有令,即便手里只有一杆竹枪,日本人也会毅然投入战斗;同样,只要天皇下令,就会立即放下武器,连最强硬好战的关东军也会停止战斗。

本尼迪克特的这个观点,可谓贻害无穷,直接影响到美国战后对日政策,作为战争祸首之一,天皇竟未受到任何惩罚,今天日本极右势力死灰复燃,甚嚣尘上,皆因美国佬当日偏听偏信。

所谓狂热的天皇崇拜,不过国家机器宣传使然。

再者,本尼迪克特总结出日本人的行为准则:选定一条道路,就会全力以赴,若失败,就毫不犹豫选择另一条路。

在逆境时,日本人有极强的求生存意识,崇拜强者,到了顺境,又极易不可一世,贪心妄为。

奇怪的是,本尼迪克特既发现了日本人这一诡诈凶悍的性格,为何还要断言日本人不能失去天皇?

3/ 亡灵国度在《菊与刀》中,本尼迪克特由表及里,论述日本人“各安其位”的民族性,可用到的,尽是拆台的材料。

武士和商人“不安其位”,搞掉了幕府;农民也“不安其位”,在德川幕府的二百五六十年里,起义不下一千次;最底层的“秽多”、“非人”能安其位吗?

恐怕不见得,他们不过无力反抗罢了,在背死尸拉粪车的艰苦劳作中,偶尔抬头望见达官要人的高头大马,心里未必不生出“彼可取而代之”的念头。

真正做到“安其位”的,大概只有皇室和贵族。

在国际关系中,美国和日本的政策大相径庭,美国信奉平等,日本信奉“各安其位”。

本尼迪克特女士似乎对自己的这个“发现”颇为得意,进而忘形地断言:等级制对日本人而言,如同呼吸般自然。

我们要真正弄懂这句话的意思,要从“人”的角度切入,而不是一股脑地推诿给“日本人”的民族性,说什么等级制如呼吸般自然。

亚里士多德曾在《学》中,论述民主制和等级制的心理基础:有些人看到和他们相等的人占着便宜,心中就充满了不平情绪,企图达到同样平等的境界;一些人看到不如自己的人得到的与自己相等,甚至比自己更多,同样产生不平情绪,企图达到不平等的境界。

日本显然属于后者,一方面是大和民族的莫名优越感;另一方面是捉襟见肘的地理环境,国土狭小,资源稀缺,火山地震频发。

了解到这些,我们才能明白天皇口中“各安其位”的真正含义——在他眼中,不平等才是平等。

可笑的是,为着这“不平等”的“平等”,最注重等级秩序和家庭秩序的日本人,竟然在国际关系中,把日本比作中国的长兄,简直颠倒人伦。

如果非要比喻,日本只有做儿子的份,伊有两个爹,一个中国,一个美国。

不得不说,偷袭珍珠港的决策,实在是太“虎”了,难怪山本五十六要拍电报:“虎虎虎”。

本尼迪克特女士以“各安其位”为题眼,论述日本各阶层,上起皇室贵族大名,中有士(武士)农工商,下及“秽多”“非人”,不可谓不全面,但偏偏遗漏了最重要一环。

天皇并非位于日本等级制金字塔最顶尖,在天皇上面还有“kami”,即神。

这里的神,指的是死人。

对此,小泉八云在《日本与日本人》中有精辟论述:他们(死者)指挥着时局的变化,风和雨,国家和个人的命运。

当我们看到安倍晋三、小泉纯一郎、桥本龙太郎等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在愤懑之余,大概未曾想到,这竟是一个由“亡灵”的国度。

4/ 明治维新近代日本崛起,发轫于明治维新,本尼迪克特作时策论供军方参考,本应对此浓墨重彩,不成想,“明治维新”一章,却成为《菊与刀》最大败笔。

吾观此章文字,就像读百科,尽是不痛不痒的东拉西扯,最后扯不下去了,一股脑儿归结为“各安其位”的道德,倒是省事。

作者开篇即说,“王政复古,驱除夷狄”这个战斗口号,是日本近代史之开端。

前面说过,本尼迪克特似乎对官方口号格外青睐,总能从中推理出“深刻道理”,进而提炼为日本人独有的民族性格。

事实上,口号这种东西似是而非,提出它的人,往往不是为世间真理,而是为自家利益。

本尼迪克特一大失误,就是没有深究口号背后的。

《大政奉还图》说是“王政奉还”,其实在明治以前,何曾有过“王政”?

其中以藤原道长为尤,他作为外祖父,在外孙中不断更换天皇,摄政30多年,留下“此世即我世,如满月无缺”的跋扈诗句。

可见,倒幕人士提出的“王政奉还”,在当时不过是漂亮口号,与史实不符,至于明治维新后,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碰撞中,明治天皇从虚君到实君,真正实现乾纲独断,那已是后话了。

在明治以前,日本贵族权臣对天皇采用的伎俩无外乎“挟天子以令诸侯”。

《三国志》中有倭人遣使魏国朝贡并被授予“亲魏倭王”印的记载,而罗贯中《三国演义》问世后,更是风靡岛国,对日本文学产生莫大影响。

可惜,实心眼的美国佬不懂其中奥妙,1850年代后期,美国总领事汤森·哈里斯仍坚持称为“天皇陛下”。

在日本史众多天皇中,明治之所以出其类拔其萃,个人能力是一方面,更多的是时势使然。

伊藤博文那帮赴西洋考察的大臣,取回三卷“立宪真经”,分别为英国式,法国式民主,德国式威权,经过一番比较考量,并结合明治之初的社会环境,日本选择了类似德国式的威权。

有“铁血宰相”俾斯麦的“珠玉”在前,加上英国哲学家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在给伊藤博文的信中提到:日本的一大优势是国民对天皇的传统义务。

日本做出这样的选择,并不奇怪。

“明治宪法”颁布图不得不说,这种围绕一个核心人物,高度集权的(类似先哲所说的“开明”),对促进经济军事发展,无异于一剂猛药。

然而,它的负作用也明显,一是难以长久,二是容易失控,日本随后转向军国主义即为佐证。

或许,本尼迪克特的意思是等级制度虽废,但等级思想永存。

与此相对,1970年11月25日,作家三岛由纪夫潜入东京某军事基地,扣押益田兼利为人质,在阳台上向集合的军队发表演说,痛斥民主自由毁了日本,三岛极力军队,却无人响应,最后切腹殉道。

三岛由纪夫如果说西乡隆盛是武士精神的黄昏,那三岛就是回光返照了,再往后,后现代席卷而来,对于那些被称作“御宅族”的日本青年来说,武士精神大概无异于天方夜谭。

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写道,日本人常说“全世界的目光都在注视着他们”,所以必须充分发扬日本精神。

许多年后,一个叫村上春树的日本畅销书作家在他的小说中如此描述:日本已成为全世界空虚的中心。

“全世界空虚的中心”,这大概是武士精神最后的吉光片羽吧。

5/ 结语写《菊与刀》批判的初衷,是有感于强邻在侧,近现代日本人对中国的研究,可谓无孔不入。

而今,日本对中国的研究,更是不断深入,开设了多个研究机构,非常专业。

在日本书店,关于中国的书籍随处可见,史书典籍,文化渊源,经济,无所不包。

与此相对,中国人对于日本的研究就少多了,以致于提到关于日本的经典书籍,这么多年,就是那几本,大多还都出自外国人之手,如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小泉八云的《日本与日本人》等,实在是没多少可读的,以致于物以稀为贵,让《菊与刀》这类水准一般的著作,被一次次重印,以及捧上神坛。

日本人对中国的研究远远胜过中国人对日本的研究,这个事实,令人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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