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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佳:我跟阿巴扎尔.阿米尼是13年以前在阿姆斯特丹邂逅,也是一种机

简介: 赵佳:我跟阿巴扎尔.阿米尼是13年以前在阿姆斯特丹邂逅,也是一种机缘巧合,他是我结识到的第一个阿富汗的人。

看完《喀布尔,风中之城》后,有几个画面一直在我的脑中回放:小哥哥拉着小弟弟在喀布尔的街头买了袋白砂糖,袋子划破,糖撒在路上,路边找家店,借个袋子补一层,然后继续赶路;几个工友围在一起,吃饭,稀松平常地聊着天,聊炸弹炸死的人的数量,哪天哪天死了多少人;全城灰蒙蒙的天,与居民区相邻处,飘扬着全城最广阔绚烂的彩旗,那是墓地。

书本在海南国际电影节期间的一个黄昏之前,约了《喀布尔,风中之城》的导演和制片人,聊聊一些镜头前后的故事。

导演作品有《乌鸦也是美丽的》,制片作品有《喀布尔,风中之城》、《内心风景》、《芳舟》等。

喀布尔,风中之城,这里最漂亮的彩旗在墓地飞扬策划:书本编辑部英文采访、翻译:朱令仪由来书本:个人很喜欢阿富汗这个独特迷人却有些忧伤的国度。

之前的印象是基于畅销小说《追风筝的人》,美籍阿富汗作家卡勒德·胡赛尼的长篇小说,和新闻里不断的战乱报道。

阿巴扎尔·阿米尼:哈哈,很漂亮的抛砖引玉,这是个大问题。

首先,确实,我跟卡勒德·胡赛尼先生有着相同的路径(旅居海外,心系阿富汗),这样的路径让我并不属于任何一个组织机构,能以一种更加独立和自由的立场来真正接近在阿富汗的普通的人们。

对我来说,在阿富汗最普通的民众才是我的中心目标。

他们被世界遗忘,在过去的20-30年间,我们已习惯于更有爆点的热门话题了,像战争英雄,军事题材等等,但是我们忘了那些最普通的人们。

我有一个很好很独特的机会,可以深入阿富汗当地,所以我想让世界看到阿富汗最日常的最本真的一面。

赵佳:我跟阿巴扎尔.阿米尼是13年以前在阿姆斯特丹邂逅,也是一种机缘巧合,他是我结识到的第一个阿富汗的人。

12年到现在我跟他合作了很多的片子,从学生作品到现在。

其实一开始对中东也不是特别了解,慢慢的开始起步,也是看了《追风筝的人》。

我对于阿巴扎尔的才华有兴趣,我觉得他的影视语言或者他想讲的这个东西是我所感受到的不管是日本的电影风格也好,中国的电影风格也好,所特有的那种淡淡的诗意和忧伤。

本片是我比较喜欢的那种美学,他讲的以小见大的一些人间的小故事,在一些比较破碎的国家,当然我觉得每个国家都会有复杂的地方。

我不喜欢那种抨击式的有针对性的东西,所以他的小人小故事的打开方式是最开始吸引我的。

他的第一部短片是10年做成的,是18分钟的一个短片,讲的是阿富汗在伊朗的第2代,那个就很打动我,影片讲了主角们纠结于何去何从的这么一个故事,他并没有说什么是对什么不对。

彩旗墓地书本:影片中,我们看到,有位父亲带着两个小儿子去到一个插满彩色旗帜的墓园,作为观众我们能隐隐感到这个墓园的不一般,请问这个墓园是实景实拍吗,这个地方在当地是否有着特殊的意义?

阿巴扎尔·阿米尼:是的,影片中的所有场景的都是实地真景纪实的。

那些飘着彩旗的的墓地里安息着的都是烈士,他们都不是自然死亡,都是被无故杀害的。

在阿富汗有很多这样的墓地,每次炸弹或是炸弹都会增加一个新的墓地。

在阿富汗,喀布尔,被这样的墓地环绕。

这种特别的墓地是从2016年7月23日开始的,上千人抗议,我当时也在那。

这就是我选择这个墓地的原因,我在他们之中,他们中的一些人我都认识,在那日早上我们还见过面。

这就是影片的开头,这也是喀布尔的现状,一直不断增长的无辜受害者在。

阿巴扎尔·阿米尼:父母们会带着他们的孩子去墓地的,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墓地,这已经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了。

他们会带上全家,带上水和食物去祭祀瞻仰这些在战争中已故的人,这也是一种传统习俗。

这些墓地都是随时对众人开放的,这是他们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书本:我们对影片的音乐都很喜欢,不管是主角们唱的当地各种歌曲小调,还是最后在彩旗墓地,男主角公交车司机用阿富汗传统乐器冬不拉(Dombra哈萨克族的弹拨乐器)弹唱的歌曲,请问一下这些动人音乐的背后故事?

阿巴扎尔·阿米尼:影片的最后一曲,男主角公交车司机在墓地用冬不拉弹奏歌曲的情形,其实在真实情况中是很罕见的,因为墓地是神圣,理应祈祷的地方。

通常音乐和祈祷在阿富汗是不会一起出现的,但是最后一曲,男主角弹奏冬不拉是因为冬不拉是个部落象征,所象征的部落,就在墓地处被残害。

他所唱的歌是近代历史中略忧伤的耳熟能详的曲调,任何阿富汗人会立马从他的歌声中读出含义,也许对国外观众会难辨识一些。

男主角所弹奏的歌是来自1960-70年代,阿富汗还是和平年代的时候,那时阿富汗出了好多歌曲,他只记得那时的歌曲,他从不唱现如今的歌,因为如今没有歌可唱。

阿巴扎尔·阿米尼:在这开拍影片之前我已经坐了很久一段时间的巴士,没有特定目的地的坐着喀布尔的所有巴士。

阿巴扎尔·阿米尼:是的,那会给我一个真实的社会影像。

你会知道人们是怎么真实生活的,那样之后,我几乎认识了所有喀布尔的巴士司机。

他的心是好的,但是他身上也有人性的复杂。

这是要一个简单而普通的对象,我喜欢探索的对象,我觉得以一种电影制作的方式探讨平凡普通的人们比探讨英雄,名人,超人等等更有挑战,对我来说,我觉得呈现平凡普通的人们更有趣。

书本:一个细节问题,我注意到影片中有两次对独特的吸烟方式的特写,一次是4人围坐一个自制的吸烟装置,一次是巴士司机自己用双手捂住烟雾吸烟,这些方式在阿富汗是司空见惯的吗,还是是因为战乱或者个人喜好独有的方式?

不是每个人都像巴士老板(男主)那么用心抽烟的,他抽烟有他自己很特殊的方式,他在这方面是个专家。

他喜欢在抽烟和唱歌上用很多小技法,他是个有趣的人,一个天生的演员。

阿巴扎尔·阿米尼:他们代表着目前大部分的普通阿富汗普通民众,我没有意图特别选取一些什么。

也许是见他们的第一面,他们的脸上写满了故事,他们甚至不用开口说话,你就能从他们的脸上读出这个地域的地理风貌,历史痕迹和当下的生活方式。

不管最终是纪录片还是剧情片,都应该是关于人们的情感。

我发现他们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表达方式,面部表情表达方式。

书本:是的,我们从您的影片中感觉到了,巴士老板有双很动人的眼睛。

阿巴扎尔·阿米尼:关键问题是,作为一个男性纪录片导演很难接近女性,特别是在阿富汗这样的一个国度,这个国家的文化让这一点很难实行。

尽管我很喜欢巴士老板的太太和她的孩子们,她是一个很棒的女性,对人友好性格又坚强,但是她不喜欢被拍摄,不管我如何劝说都没用。

所以我得尊重她们的想法,不过我的下一部电影作品会是一部剧情片,里面将会有很多个女性角色,我会在影片中探讨母亲和孩子这样的角色。

因为是剧情片,所以我可以更多的自由发挥编导这些角色。

他是一个战后的国家,大家对于你的信赖程度,都会是从0或者是从负数开始,你要建立,我觉得对他来讲是很大的挑战。

这个可能也是导演的才华点所在,他能够以他自己的某一种待人处事的方式,让这些影片中的角色们成为他故事里边的人物,你觉得好像是个剧情片,但真的就是纪录片没有任何摆拍的成分。

在他离开阿富汗很多年之后,要建立这种信赖关系,跟那些公交车司机都混熟,要成为他们的朋友,还有那些小朋友怎么去让他讲他的梦,这些在一个人民没有安全感的战乱国家,很难。

阿巴扎尔·阿米尼:我认为不管在任何艰难的环境下,人们都不会对死亡感到麻木的,他们会跟我们一样惧怕死亡。

但是在那样的环境下,会让他们变成真正的斗士。

来自1950年代的小林正树的启发书本:昨天电影映后您有提到很喜欢日本1950年代的导演小林正树,引用了他的一句话:人们总是忙着战斗忘了生活。

小林正树(1916-02-14—1996-10-4,出生于日本北海道小樽市,导演、编剧、制片人)阿巴扎尔·阿米尼:不仅是小林正树,还有其他的一些50年代的日本影人都对我影响很深。

现在他们已经从零开始了,而我们还从没开始,我们一直在零的状态。

但是日本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参考例子,大多数五十年代的日本影人开始更深的自省,他们不会把问题归结于外因,他们会在自己身上深度挖掘,他们开始自我批判。

他是一个退伍军人,他被迫上了战场,他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这样能自然的使他能得到一个高级别的军衔,但是他拒绝了,他一直做着做着一名普通的战士,因为他说,他不相信这套军队的官衔排名系统。

所以,在他的影片中他以一种动人的方式重新构建了新的世界,这非常珍贵。

他把生和死,战争与和平,做出了对比,有一个很伟大的作品叫《人间的条件》(又名:《何以为人》),这是一部全长有12小时的电影,影片有3个章节,事实上影片就是源于他自己在战争的体验,他在影片中试着告诉我们,不要忽略关注生命本身。

(小林正树电影《人间的条件》海报)40秒凝视镜头后的黯淡无光书本:我们发现影片的风格是相对于日常柔和的,请问您是选择影片的色泽基调和素材的考量有哪些?

阿巴扎尔·阿米尼:是的,本片色泽确实是选择了相对低饱和度的色泽,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不想呈现一个观光客眼中的的阿富汗。

但是如果你在阿富汗久驻,如果你近距离观察在阿富汗生活的人们,你会忘却色彩,因为阿富汗真正的色彩是黯淡无光的,一个饱受40年战乱的国度,是无法有五彩心情的。

这是一个层面,同理,这里生活的人们的灵魂也是一样的状态。

他们一开始会微笑,看似快乐,他们习惯了给予微笑,但是一分半钟的时间可不短,30秒后,笑容会消失,40秒后,真实的表情会出现,1分钟后你就能在他们的眼中感觉到对战争的恐惧和战争留下的阴影。

这就是我选择影片这个独具特色的色泽基调的原因,我把第一层色彩抹去了,让你直接看见角色的实质,这座城市现实状态下的实质,就是黯淡无光。

来自不同国家的导演和制片人邂逅在阿姆斯特丹,一晃合作数十年书本:你们二位,一个导演一个制片人,这样跨越国界的组合是怎样有一个长达数十年的合作的?

赵佳:影片第一次亮相是在18年的,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IDFA)的纪录片,在阿姆斯特丹有30年历史,是去年的开幕片。

我们两个亚洲人站在大概有2000个人的面前,推出这个项目的时候,还是觉得很自豪的。

在一个欧洲的殿堂之中,两个亚洲人一起来合作做成了一个故事。

虽然融资没有大的融资度,但是真的是中日韩的钱,荷兰的钱,德国的钱,还有欧盟的钱,该有的都有了,可能下一步希望把片子做的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亚洲早就崛起了,亚洲人在国际舞台上的艺术表现,特有的美学和讲故事的方式,我觉得其实是跟西方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影片的东方美学的部分,是最开始打动我的部分,还有导演的做人和和讲故事的方式,让我愿意和他合作,一直合作到今天,13年。

我也很看中影片故事里边的广泛共性,某种共情点,刚好就一拍即合。

在资金上面,我觉得它的难点在于,首先影片是导演的第一片,所以认识他的人不多。

还有一个,欧洲市场仿佛都已经有些厌倦了这种题材,我们去欧洲的创投平台路演,是韩国日本的钱进来了以后才有欧洲的钱进入的。

我觉得也是因为大家觉得阿富汗的故事我们听过很多了嘛,其实有一种无形中的偏见。

还有一些电视系统觉得好像没故事嘛,谁也没有丧命,也没有流血,他们会有一种偏见或者说特定的期待值,这个是我特别不认同的,我觉得那(,流血之类有爆点情景)不是真实的一种东西。

赵佳:我是觉得阿富汗其实是一个带符号的国家,很多人说到阿富汗就会首先想到的是战乱。

但是其实我去了以后,跟他(导演阿米尼)合作以后,首先我想到的是人,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

更多的是跟人的一个缘分,我觉得我希望是做人的故事,正好跟阿米尼是多年的合作,我也喜欢他的风格,所以就正好是关于阿富汗的故事。

巴米扬大佛,是导演的故乡,也是被塔利班摧毁的大佛。

我能感觉到那个地方是有佛的足迹的,它本身就是丝路(丝绸之路)的一个点。

而且大佛就在佛教的西行的这么一条线上,所以我去了以后感觉上它就是一个亚洲的文化氛围。

比欧洲对我来讲会觉得更是亲近,那儿的人见了我也会觉得很亲近,跟我长得差不多。

我作为一个亚洲作者和制片人来讲,我希望讲跟我们有关系的故事。

(直升机从巴米扬大佛门前飞过)当然我跟导演的这场邂逅也是主要原因,两个东方人,在阿姆斯特丹这个城市见了以后,走到一起,十几年都是朋友,是和合作伙伴,有很多信任。

我和导演在文化上面有不同,也有共情点,在艺术的创作诉求上面,就觉得一定要把这事做成了。

作为我来说,就觉得华人为什么不参与这样的项目呢。

虽然我已经移居欧洲多年了,但是有些有梦想或者是有激情,就觉得华人应该多参与这样子的这种制作,就是关于人间的小故事。

更何况阿富汗也算是我们的邻国,你一直往西出国界就是阿富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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